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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 他帮美国人了解亚洲

发布: 2011-3-17 08:17 |  作者: test |   来源: 《联合早报网》 |  查看: 41次

去年,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为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庆祝八十华诞出版的《君子与学者——王赓武》一书的序言中,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指王赓武教授生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经历了惨痛的战争和政治动乱,也迎来殖民地主义的完结、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由西方主导到亚洲正扮演更重 要角色的过渡期,并形容王教授是“知识桥梁的筑建者”。

  无独有偶,处在世界另一端的傅高义教授本人,去年同样也度过80岁生日。

  这位曾经在1970年代末出版风靡一时的专著《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的社会学学者,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做博士后研究时,原本只是以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家庭为访问对象,研究失常家庭孩子的精神状况。

  结果,他的导师认为他太过偏狭,鼓励他踏出美国国土。

  1958年,他带着妻子和仍在襁褓中的儿子到日本做研究。1960年他回到美国后,在耶鲁大学待了几年,再回到哈佛,开始学习汉语和历史,之后对广东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2年,他接替费正清(John Fairbank),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所长。此后,他游刃于美、中、日三国的历史与现实当中,在他的80年里,同样也成了世界另一端的知识桥梁筑建者。

  本报助理总编辑李慧玲去年底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与他进行了专访。

  美国东岸去年底第一场暴雪算是来得晚的了,过了圣诞节才开始下。下雪前的一天和刚从中国回到剑桥不久的傅高义教授通电邮,确定两天后拜访他之约。他回复说他到时等我过去,风雪不改。

  两天后满街尽雪之外,下午还刮起强风。我步行20分钟,依照他的指示找到他的住处。他招待我入屋在偏厅一张长桌前坐下。我在日本茶和中 国茶之间做了选择,他煮开了水,沏了一壶。知道我从新加坡来,我们先用英语交谈,到后来开始做访问,他知道我是华文报的记者,又用华语接受访问。

  自2000年退休以来,傅高义教授在准备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做有关的田野调查,收集和阅读大量的资料。他表明自己的目标“是让美国 人多了解亚洲的情况”。他说,就像当年写《日本第一》是为了让美国人了解基本的亚洲情况一样,写邓小平的读者对象也是美国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举足轻重, 而中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与邓小平发挥的作用有关,因为1978至1992年是中国改变的关键时期,他希望通过写邓小平,让美国人了解他,也了解中国。

  “美国人对人物有兴趣,否则如果太抽象,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会想看……虽然我是用学术的标准来写,但我的写法不是为了学者而作,是为了普通的知识分子。”

  他指出,1979年《时代》周刊选择邓小平为当年的风云人物,一些人认为邓小平所推行的虽然没有资本主义之名,却有资本主义之实。对此,他认为那是一种误解,“他利用市场,学习西方的做法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做到别人做不到的

  傅高义说,周恩来早提过“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想法,“应该承认华国锋也想搞改革开放”,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 时间段里,邓小平所做到的却是别人所做不到的。这是因为他有机会,本身也具备条件。他的条件包括1937至1949年领军的经验。同时,他跟毛泽东比较起 来对外经验也丰富得多,不仅在法国待了5年、苏联待了1年,亲身了解外国的情况,1950年代他仍有接触。到了1973年从江西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生病期 间,毛泽东让他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人的工作。掌握外国情况之外,他在1956至1966年担任总书记,领导一切工作,非常了解中国的工作。

  “四个现代化”指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傅高义总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采取的对外关系,很重要的是围绕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路,因此他提出要韬光养晦,“因为中国需要比较和平的环境”。

  在傅高义看来,不论是同日本或同美国的关系,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说,邓小平在1973年恢复工作后,接见的日本人最多,包括不同政党的代表团等,加上有廖承志的帮助,他非常了解日本的情况,也认为日本会给中国四个现代化很大的帮助。

  傅高义像讲故事一样叙述历史,并且着重细节。他说,1978年邓小平访日非常成功,看了很多企业,包括参观日产汽车厂、看铁矿厂等。他 着眼大事,也不忽略与人的关系,比如在中国官员干部为领导人面对自由世界的媒体而担心时,邓小平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坦率自然地回复给日本记者留下很好 的印象;他在酒店看到有新人结婚,主动去祝贺,并且与新人合影,使中国领导人看起来极具亲和力。

  “日本人觉得他是可以接触的,之后很多日本公司对中国提供了很多帮助。”

  中日都有“不够”

  从眼前回望当时密切友好的中日关系,傅高义说,他在日本时批评日本,尽管他们的课本基本承认二战的情况,但是“谈得不够深入”。而中国 方面,他则认为,现在中国对1980年代日本怎么帮助中国“说得不够”。因为实际上日本在1980年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为中国提供不少援助。

  傅高义指出,邓小平也觉得双边关系不应该只停留在经济与政治的层面,应该多交流文化,因此当时中国大量的引进了日本电影、电视节目、日本小说等。但19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开始疏离,甚至交恶。

  傅高义说:“我个人认为如果邓小平现在还在,他还是要跟别的国家维持和谐的关系,为了中国的利益,他会认为(有争议的)小岛是小事情。邓小平总是考虑广泛的国家利益。”

  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是看重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傅高义指出,1978年当美国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博士(Frank Press)到北京和邓小平会谈,邓小平提出送5000名留学生到美国的要求,弗兰克·普雷斯博士不顾当时美国时间正是凌晨三点钟,即刻打电话向正在睡觉 的卡特总统请示。

  傅高义说,“虽然1980年代那些留学生回来后,民主自由的要求在中国不能实现,但邓小平还是希望继续派学生到美国,就算是六四以后,这也没有停止。”

  认为中国当代领导人 不会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政策

  对于目前的中美关系,傅高义教授从长期结构性的改变进行分析,他将过去的中国比喻为一个公司,跟外国本来没有关系,因此只有一个部门 ——也就是外交部专门处理对外关系,但随着公司与外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全面跟外国有关系,本来非常了解外国的部门已经控制不了公司的事。当中国国内不同的 机构,包括研究中心都越来越强大时,大家都有自己的管道,也有自己的意见。

  他认为,在金融危机过后,一些中国人确实认为美国已经式微,因此有这样的心态:“很多事情我本来想做的,但因为美国而不能做,但现在美国不像过去那么可怕了,所以最近一两年又想做了”。

  傅高义以此来解释过去一年来中国在国际上被看作更强势、独断,认为这有“特殊背景”。

  不过,他不认为中国这一代的领导人会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政策。

  他说:“但问题是他们能不能管住军人?邓小平比较能够控制军队,但胡锦涛一代的权威已经不如邓小平。他们要韬光养晦,但估计不会那么顺利。”

  访问之后走出他邻近费正清中心的房子,已经是傍晚时分,天已经黑了。回到冰天雪地之中,他方才叙述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

  “李资政很了解邓小平”

  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除了和时任总理的内阁资政李光耀讨论国际形势外,也到裕廊镇和建屋发展局参观,听取汇报。 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深圳谈话时,他说希望广东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并特别点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 要比他们管得更好”。 此后许多中国官员被派到新加坡培训。

1978年11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莅临我国访问,李光耀总理亲自到巴耶利峇机场迎接。(档案照片)

  李资政后来多次公开谈到邓小平那次访问新加坡的影响。他当时也告诉邓小平,没什么新加坡做得到的事情中国做不到,或者做得更好。而去年,在新中建交20周年之际,新加坡河畔竖起邓小平的纪念碑。

  对于新中两国的这段渊源,傅高义说,他写邓小平的书里会有一章写到这个方面。他说:“李光耀想突出新加坡的作用很大。我基本上也同意他 的看法,我觉得他很了解邓小平。外国的领导人能了解邓小平的,李光耀算是很特殊。他们见过几次面,很谈得来。说到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1920年邓小平到 法国途中到过新加坡,1978年再去,在这58年里面,中国的改变多么大,新加坡的改变多么大,而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说很可惜,如果他只有上海的话,也 可以作出改变,可惜国家这么大,不能改变这么快。所以,他的确是佩服新加坡的改变的,(除了新加坡的)秩序,我估计他也考虑法律的事情。新加坡的法律比中 国大陆要好得多,还有反腐败,他肯定也考虑了。但估计他当时最关注的是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

  至于李资政向邓小平提出中止马共电台的要求,邓小平当时回复,他需要时间考虑。傅高义分析邓小平为什么不能马上进行的原因:“我觉得他不仅是考虑国内的反对意见,估计他是怕苏联会利用东南亚一些想搞革命的人,所以要做一些准备。”

  傅高义说:“在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1956年以后,中共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执政党,不是搞革命的党。我想国 内有这个改变,对外在东南亚的政策也随着同样的改变。本来想输出革命,但后来中共是跟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关系,而不是跟搞革命的人建立关系。”

  在谈到李资政在海峡两岸之间扮演的角色时,傅高义说:“邓小平通过李光耀跟蒋经国的联系,是他最后对台湾的希望。”

  根据李资政的回忆录,邓小平也曾要求资政见到蒋经国时,传达他个人对“蒋先生”的问候,不过蒋经国在听到口信后没有做出任何答复。

  傅高义分析时说:“我认为1978年邓小平把和美国关系正规化,他估计几年之内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要是美国军队退了以后,台湾与美 国没有条约,台湾只有一个做法,就是和中国统一。邓小平可能以为可以这么做,但是1979年出来了台湾关系法,妨碍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很生气,后来蒋经国 去世,他担心情况太乱,而且也明白,台湾人不一定想跟大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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