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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文:中国要崛起 必须具备以下这几个关键条件

发布: 2017-8-15 02:54 |  作者: test |   来源: 陈荟楠 |  查看: 0次

本文就是前些天被删的《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应一些读者的要求重发。此文语言平和,观点克制,多为建设性意见,希望不要再次被删。已读的朋友不必再读,已打赏的朋友不必再打赏。但若支持文中观点,可以帮我转发,谢谢大家!


一、政治制度


问:近代以来,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难道不是文明发展此消彼长的自然现象吗?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文明正好处于衰落期,西方文明正好处于兴盛期,而两者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并且,西方崛起靠的是武力征服与掠夺,通过掠夺积累起巨额财富,进而控制全球,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吗?

答: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文明发展此消彼长的现象,以前也是有的。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已经同古代各大文明有了质的区别,也不同于它的前身: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这个新诞生的文明从16、17世纪就开始拉开与其他文明的差距,到19世纪,它已经将其他文明远远地甩在了背后。的确,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血腥的殖民掠夺,亚非拉地区的财富为西方列强崛起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一点不能夸大。殖民征服古已有之,蒙古帝国就曾征服过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但它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也没输出任何价值观。西方列强在掠夺之外,还创造了远远超出它们掠夺所得的财富,而且也将它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传播到全世界,这不是仅靠武力征服可以做到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其文明已经具有了其他文明所没有的优势。

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看成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所谓文明消长的“自然现象”,是一些人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崛起”提供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不过是心理安慰。中国当然可以崛起,作为中国人,我也希望中国崛起。但我以为的中国崛起,应当是在充分吸收了西方文明成果之后的崛起,是在制度、思维和价值观完全革新之后的崛起,而不是传统中国的再次崛起。如果我们还实行跟传统中国一样的制度,不仅崛起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崛起了,又有什么可自豪的呢?根据你的逻辑,那不又是一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你就因为自己站在河东,别人站在河西,而此时正好河东胜过河西,而自豪吗?

有些人走得更远,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优于西方文明。他们将近代西方的掠夺行为等同于西方文明本身,说什么西方文明崇尚侵略征服,是野蛮的文明;中国文明崇尚和平,是“文明”的文明。这种论点无视中国几千年来对外的武力征伐、开疆拓土(最初的“中国”只不过是黄河中下游的一小块地区)和对内的掠夺屠戮、剥削压迫,根本不值得一驳。

问:那你认为,中西文明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西方文明凭什么超越中国文明?

答: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界定一下讨论对象。这里说的中国文明,指的是中国传统文明(不是已经融合了西方文明的现代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则是指西方近代文明。因为每种文明都包含相当多的内容,我们讨论的只是它们的主流和核心内容,而非其支流和外在表象(比如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只能算支流)。在我看来,文明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制度、与之相应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在这几个方面,中西文明的差异都很大。由于社会制度的内涵非常大,我在这里仅讨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下面,我先从政治制度说起。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点,最主要的就是专制集权。在这个制度下,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按照“家天下”的逻辑进行传承。这从秦朝就开始了,以后各代的政治向着更为集权的方向发展,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这一制度实行的效果是,在每个统一王朝初期,大多都能维持和平稳定,并出现繁荣局面。然而,由于国家的治理太过依赖君主个人的能力品性,以及缺乏合理的权力传递机制,王朝很快就会由盛转衰,而其官僚机构也日益膨胀和腐化。这种体制缺乏有效的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只有剿、抚、分化利用等手段),一旦王朝由盛转衰,其社会内部潜藏的矛盾暴露,社会就会陷入长期的动乱之中。在每一次动乱结束时,都会出现一位强人扫平群雄。为了防止权力旁落,他往往会建立更为集权的制度,不仅不能解决上述问题,还让问题更加严重了。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呈现大盛大衰、治乱循环的特点,不能保持长期的安定与繁荣,很难积累财富和技术成果,因而在国际竞争中欠缺持久的竞争力。

以英美代议制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成功解决了上述问题。它通过选举、议会立法、分权制衡、法治等手段,不仅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传递,避免了统治者个人素质对国家治理的过大影响,而且还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化解了社会矛盾。其化解社会矛盾的办法是很多的,最重要的让人民有了自由表达权和议会代表权。媒体和议会成为人们发泄不满和表达诉求的合法管道,他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比较小。在民主方面,代议制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也不一样,它并不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作唯一的原则,还融合了其他的原则,形成了“民众授权、精英治国;公权相制衡、私权受保护”的局面。多数人的意见固然受到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也不会被随意剥夺;既可以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又可以容忍不同意见和异己力量的存在。这种制度之下,西方国家首先在内部实现了长期和平,并且能够保持朝气和活力、能够持续革新进步,官僚机构的腐化也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因而,它们不会像中国那样陷入治乱循环之中,当政者不用将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国内反对派上,而是可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也可以一致对外,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优势。近代以来崛起的第一个世界性大国英国,以及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都是在这种制度之下走向强大的。

通过对大清和大英两个帝国之间的比较,我们对中西制度的差距就会有深刻的印象。两个国家同在17世纪起步,前者通过武力征服、代明而立,后者经历革命动乱、浴火重生。18世纪,两个帝国都出现繁荣局面,前者迎来了康乾盛世,后者夺得了海上霸权,开始了工业革命。但到19世纪初,两国的差距就拉开了,前者变得老气横秋,后者却依然生机勃勃。鸦片战争一仗,差距尽显。英国是在议会微弱多数通过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由于路途遥远,派出的部队有限,后勤补给困难;而大清则是皇帝圣断,倾国之所有进行抵抗,本土作战,以逸待劳。可是,英国以伤亡数百人(其中大部分因瘟疫而死)的代价,给大清造成数万人的伤亡,陷城略地,迫使后者求和立约。在战争中,中国民众若隔岸观火,对清军的败亡暗中叫好的不在少数,为英军输送情报、提供给养的也很多。原因何在?恐怕不能责怪当时的人不爱国吧。是制度造成了官民对立、国力焕散,以致铸成大败。可惜,当时的统治者认识不到这一点,还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等着继续挨打。



二、经济制度和政策



问:这么看来,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的确有问题。那么,中国古代在经济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存在什么问题呢?

答:严格地说,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有的只是统治阶层汲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和程度差异。一切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也就是统治者怎样维护自身统治的问题。虽然他们为了这个目的,有时也会顾及民众的承受能力,实行修养生息,但出发点终究不是社会民生。这就使得他们没有兴趣制定完备的法律,保护私有产权,处理民事纠纷;也不会主动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秦汉以后,各朝各代都会制定繁冗的法律,可这些法律大多都是些制民之术,并没有一部专门处理民事纠纷的《民法典》,就可说明问题。而所谓的经济政策,一是重农抑商,二是明清时期的“海禁”,都是压制性而非促进型的政策。

以前,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史时,老师会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制。这是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应当说,在民间,已经自然形成了一定的对私有产权的认同。没有这一点,财富无法积累,交易无法进行。但是,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政府也没有制定一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这就形成了一种有私产、无私权,有民间认同、无政府保障的局面。当然,也不是说政府对偷盗、抢劫、赖债不还等侵犯私有产权的行为不闻不问,它也是会管的。政府也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交易。不过,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它的保护是很不够的,它的参与也会带上强制色彩。而实际上,作为拥有暴力手段、不受制约的主体,政府才是侵犯私有产权的大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按这种专制逻辑,民众的一切都来自皇帝的恩赐。他既然可以赐给你,当然也就可以收回。臣民犯了错,除了其他惩罚,往往都会被抄家,资产尽数没收,而不管他们的财产是合法所得,还是非法贪占。臣民没有犯错,因为某种理由,官府也可以处置私产,不作合理赔偿。而在官员贪腐、恶吏横行的情况下,上述情形更甚。朝廷向百姓任意摊派征缴,也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私有产权。

由于私有产权没有得到确认,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就不会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有市场,有贸易,但其规模一直受到政府控制。私权不受保护,是政府能够有效控制的前提。汉武帝一纸“算缗”、“告缗”的圣旨,就可以将全社会的富商大贾们弄得倾家荡产,工商业的自由发展谈何容易?重农抑商,重农大多只停留在口号上,抑商却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可得,从皇帝到百官都想从商人那里分一杯羹。商人虽然较普通百姓富有,却既得不到名分(士农工商,商排在末位),也得不到社会尊重。这不仅不利于工商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多元化。有知识和有才能的人都一窝蜂去挤科举的独木桥,一方面使官僚机构不断臃肿,另一方面社会其他行业严重缺乏精英,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古代工商业最发达的宋朝,同时也是科技进步最为显著的朝代,这也说明工商业之于科技进步的重要性。可惜这样的发展趋势没有延续下去。

相比较来看,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大多注重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并且实行重商的政策。古罗马的私法规范相当完备,中世纪日尔曼习惯法也重视处理私权纠纷,这两者为近代欧洲民法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私权能得到充分的保护,财富的积累就能光明正大地进行,人们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也就被激发了。在这个基础上,公司,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主体,被创造出来。它以个体商人所不具有的优势,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也成为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西方各国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纷纷采取有利于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政府的主要活动,包括海外的扩张,都是为工商业的发展和扩张提供服务的。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使政府税收增加、进而国力增强,另一方面则使国民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这种国强民富的局面,是所有前现代的国家都很少出现的(据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观察,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处处可见触目惊心的贫困)。另外,工商业的发展也促使社会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增强了人们的合作意识和契约精神,最终推动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



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问:有道理!你刚刚说到了合作意识和契约精神,似乎已经涉及到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问题了,是否可以就此展开?

答:是的,合作意识和契约精神是西方精神方面的重要成果。不过,这两者应当算是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衍生品,不是最核心的东西。后两者的核心,就思维方式来说,应当是理性主义,就价值观来说,应当是人文主义。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的思维器官(大脑)的结构大致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人的思维能力,也就是大脑的潜力,却一直处于待开发的状态,因而也呈现不断向上的发展趋势。远古时代的人,可能连自我意识都不具备;中古、近古以来,人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能够将自身和外界分开来认识了。这是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不过,古代绝大多数人的思维,还徘徊在蒙昧与文明的边缘。他们认识事物,大多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并在表象之间进行经验的联系,如果经验无法支持,就求助于臆想中的神灵。这样思考,往往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些有实际效用,如关于太阳东升西落的历法知识;有些则有安慰效用,如巫医法师祭祀拜神的那一套。因而,虽说没有理性的思维方式,人还是可以生存的——动植物不能思考,不是也能生存吗?

不过,近代以来,西方人却首先学会了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叫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它能将认识对象抽象化、概念化。人们借助概念进行推理,往往能得出和经验不一致、但却正确的结论。比如,太阳东升西落,我们的经验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但哥白尼理性思考的结论,却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又如,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力的作用物体就不会运动,但伽利略和牛顿理性思考的结论,却是运动不一定需要力的维持,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因素。可以想见,这种思维的能力已经远超上述原始的表象思维,让人有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能力。在理性思维的支持下,现代科学诞生了。科学诞生,一方面推动了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方面也让西方人学会了按照理性的方式构建社会制度,革故鼎新。西方国家因而掌握了征服全世界的武器。(此处“武器”是个喻词,不仅指杀人武器,也指商品和精神产品。另外,在西方科学诞生之前的所谓“科学技术”,其实主要就是技术,中西都一样。古希腊有了理性思维的萌芽,但还很不完备。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为后来西方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工具。但他不会采用实验的方法验证结论,以致得出的结论大多是错误的。西方理性主义包括经验论和唯理论,两者只是侧重点不同;经验论强调实验验证,这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问:这个懂了,你再讲讲价值观。

答:我上面已经说了,在价值观方面,近代西方产生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说白了,就是以人为本,以每个具体的人为本。很多人喜欢讲“以人为本”,但可能对它的历史和内涵不甚了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以民为本”,但它和“以人为本”并不是一回事。同理性思维一样,古希腊也出现了人文主义的萌芽,但同样不完善。古希腊人特别重视城邦,认为城邦高于个人,实际上也属集体主义的思维。普罗塔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并未得到广泛认可,而且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它也没办法被普遍认同。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是基督教神学理论同古希腊理性主义相结合,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催化之下的产物。在古希腊,它产生的条件还不成熟。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落后,个人必须要依赖集体才能生存,因而形成了一种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部落、城邦、血缘宗族、民族、国家,都是集体的表现形式)。这种价值观认为,个人从属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保证集体的稳定和发展,个人必须做出牺牲,服从集体的安排;而在古代,这种集体的安排主要表现在个人身份地位的等级关系上。在古人看来,人人平等、个人自由是不行的,那会使社会乱套。比如,儒家伦理就将君臣之道看得无比重要,“君不君,臣不臣”,社会就会大乱。其他古文明也讲究等级,古希腊、罗马还实行奴隶制呢,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奴隶制天经地义。

古希腊、罗马的斯多亚学派最早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而后基督教神学也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大信条。到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的主体性增强,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当时的思想家,既反对基督教神权对人性的压抑,又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人人平等和个人拥有主体性、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的根据。在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根据理性原则构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民主法治的理论大厦,使人文主义走向了成熟。人文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根本,国家等集体组织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它们本身不应有自身的目的;人和人根据契约组建国家,并将国家管理权交给少数人,这些人并不比别人高人一等,他们只是人民的公仆;国家应当按照事先制定的法律来管理,每个人都应拥有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当为自己的目的而活着,而不应成为他人和集体的工具(奴隶制是罪恶);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思考,在私人领域内有完全的自主权,在公共领域根据民主原则进行决策。等等。

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有着集体主义价值观所没有的优势。它可以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如果有合理的组织和领导,在它指导下形成的集体,也不缺乏凝聚力。相比较而言,靠着强力和服从思维统治的集体,其凝聚力是可疑的,其创造力则肯定比不上前者。早在16世纪,人口众多的印加帝国,就让皮萨罗率领的一百多个人征服了;到19世纪,中国落败于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英国,也就毫不稀奇了。



四、结语



问: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方面,你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比如儒家思想,没有多大价值吗?还有,你刚才提到,人文主义的发展与基督教有很大关系,难道中国必须引进基督教信仰,才能发展出人文主义吗?

答:一个东西有没有价值,这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肯定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文明发展的作用。但根据我刚刚讲的意思,它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属于前现代的表象思维,价值观则是重视血缘宗族关系和君臣秩序的集体主义。儒家是这样,法家也是这样,后者尤其蔑视个体的价值,而中国古代在秦朝以后,其实就是按照法家的这一套统治的(所谓的“儒表法里”)。总体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不大了。当然,我们也没必要全盘否定它,人类靠着直觉经验也能得出一些正确的结论,中国传统思想中肯定也有一些闪亮的思想结晶。只要它们与现代的价值观不相抵牾,人们大可以去发掘和宣扬。如果有人说,他能在儒家经典中找到自由平等,我也不会反驳他。但如有人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之名,传播奴隶道德和愚昧思想,那就应当受到批判。

也有很多人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要在中国推广基督教。我虽认为基督教有可取的地方,但却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人应该要有所信仰,但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西方人文主义的诞生,的确与基督教有关,但是不是离开它,人文主义就不会诞生呢?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探讨。另外,恕我直言,基督教教义产生于中古时代,它跟儒家思想一样,也充斥着表象思维和过时的伦理规范。儒家经典固然缺乏逻辑,《圣经》也没显得有多讲逻辑,就连被基督徒们所称道的耶稣爱用比喻讲道理的做法,在我看来,也是逻辑思维不足的表现。显然,我这样讲,两方都不讨好,传统派恨我,基督徒也会可怜我不觉悟。但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不准备为了讨好谁而放弃自己的观点。

问:你对中国的前途有什么看法?

答:我讲了这么多,相信你已经清楚了我的看法。还是那句话,我也希望中国崛起。如果中国充分吸收了西方文明成果,在制度、思维和价值观上实现了彻底的更新,崛起是指日可待的。不然,哪怕经济发展了,GDP上去了,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因为,真正的崛起不仅指国力的强大,更是指国民的强大。只有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发展,有创造力,有朝气,不盲从,不迷信权威,遵守契约,懂得合作,国家才能保持持久的安定与繁荣。可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要走到这一步,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说别的,就说王林这样的“大师”,都被许多号称是中国精英的人们追捧,我实在不敢太过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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