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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论中关于诗体论述浅析

发布: 2017-8-09 01:32 |  作者: 鸿鹄 |   来源: 世界金融网 |  查看: 0次

毛泽东诗论中关于诗体论述浅析
阳平
毛泽东诗词,把现代的古典诗词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同时代的人,乃至后来的人影响极大。不仅如此,他的诗论也非常精辟。毛泽东诗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诗人和作品的评论,二是对诗歌创作规律的论述,三是对中国现代诗歌诗体发展方向的设想。对诗人和作品的评论、对诗歌创作规律的论述,大多散见于他的读书点评、谈话、讲话、文章、书信之中。毛泽东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对历代经典诗词烂熟于心,一般人觉得很偏僻的诗词,他都能如数家珍。被他点评到的诗人和作品数量很大,大多论述精辟,造诣极深;观点独特,发人深省;往往一针见血,直指实质,使读者顿悟。对于中国现代诗歌诗体的发展方向,主要见于他的书信、正式讲话和谈话之中。本文试就诗歌诗体发展方向方面的论述,作粗浅的探讨,不对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明确几个诗体慨念
毛泽东在他的诗论中,在诸多不同的谈话时,对同一诗体名称,有不同的表述,有可能是记录者和回忆者有笔误,也有可能是当事人理解有误;因为从上下文对照分析,还是能找到毛泽东的本意的;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书信和批注的亲笔文字表述中,对同一诗体的文字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这无疑给后来读者对毛泽东诗论的正确理解产生误解,也给那些心怀敌意、居心叵测或断章起义的人以口实。这里仅就几个主要的诗体概念表述,简要地做一个提示。
(一)   对格律诗词的几个称呼
格律诗词,就是按一定格律规则创作的诗词,一般特指唐以后产生的,按一定规律的字数、句数、平仄、叶韵、对仗、粘对等格式创作(填写)的古体诗词。“五四”运动以后,用格律诗词创作的作品,难见于报刊杂志,表面上似乎逐渐消亡。但在毛泽东诗词发表后,格律诗词的创作又获得了新生。毛泽东在他的诗论中说到的“旧体诗词”、“旧体诗”、“旧诗”这几个词,综合上下文意,应该是我们通常说的“格律诗词”。“律诗”、“格律诗”就是指“格律诗”,也就是教科书中相对于唐以前的古体诗,而遵循固定格律的“近体诗”。
1、旧体诗词。毛泽东曾对词家冒广生说:“对旧体诗词,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的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①] 这里说的“旧体诗词”,很明显,就是指格律诗词。
1958年春,毛泽东与梅白谈诗,谈到诗词时,毛泽东说:“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②]这段话里所说的“旧体诗词”,毫无疑问,就是说格律诗词。
2、旧体诗。1958年春,毛泽东与梅白谈诗,毛泽东说:“当然啰,写不了新诗写旧体诗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不可能推广,特别不能在年轻人间推广。你知道,旧体诗很难写,也不能充分表现现代生活所要求的那些思想。”[③]这里说的“旧体诗”,应该是单指格律诗词,不是广义的旧体诗。因为在广义的旧体诗中,包括古体诗、近体诗(格律诗),还有词、曲等,其中“很难写”的就是格律诗词。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臧克家、袁水柏。谈到诗词创作时,他说:“鲁迅的散文诗不大好记,而旧体诗却流行很广”。[④]我们知道,鲁迅的诗歌创作中,除了新诗以外,就是格律诗。这里的“旧体诗”,当然就是格律诗。
1957年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18首诗词的公开发表写给臧克家等人的一封信。信中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⑤]这里写的“旧体诗”,就是指毛泽东本人创作的18首诗词,而这18首诗词都是格律诗词。
3、旧诗。 1957年《诗刊》创刊。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⑥]  这里的“旧诗”,应该不是广义的旧诗,即相对于新诗所有的古代诗体,而是单指格律诗词。因为在古代诗体中,“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的只有格律诗词。
4、格律诗,还是在与梅白谈话时,毛泽东曾经这样说: “就我的兴趣说,则偏爱格律诗……我不喜欢新诗,也不反对人家写新诗。豆腐炒青菜,各人心里爱嘛。”他还特别强调说:“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格律诗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至于新诗,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欢嘛。”[⑦] 这里说的“格律诗”,明显是对格律诗词的简称。众所周知,因为毛泽东不仅仅喜欢格律诗,而是喜欢格律诗词。
5、律诗。毛泽东在1950年3月给蒋竹如的信中指出:“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惟用民间言语七字成句有韵而非律的诗,即兄所指民间歌谣体制,尚是很有用的。”[⑧]这里,很明显就是单指“近体诗”。
1965年7月,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道:“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⑨]这里,就是特指“近体诗”。
(二)新诗
新诗,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诗歌较大的影响,故有“西诗”之称。新诗有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散文诗等多种形式。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所说到的“新诗”,当然就是有别于古典诗歌的这种新诗。
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致臧克家等》信中讲了“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⑩]在同梅白谈话时说:“就我的兴趣说,则偏爱格律诗……我不喜欢新诗,也不反对人家写新诗。豆腐炒青菜,各人心里爱嘛!”“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11]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说,“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型,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   [12]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13]
毛泽东在这诸多的论述中,所说的“新诗”当然就是“五四”以后兴起的区别于格律诗词、受外国诗歌影响极大的“新诗”,也有称之为“白话诗”。
(三)新体诗歌
新体诗歌,是毛泽东诗论中创造的一个新诗体的设想。按照他的设想,这种新体诗歌应该是有别于中国古典诗词(包括格律诗词)、新诗、民歌的,但又是这几种诗体优点相结合的一种新的诗体。
1965年7月《致陈毅》信中指出,“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14]新体诗歌,这是毛泽东对于他设想的中国将来诗歌发展形式的第一次正式命名。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柏谈诗,明确指出:“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传统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致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15]这里说到的“新诗的发展”、“诗歌的形式”,应该是不同于新诗的的一种新的形式,即后来说的新体诗歌。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发表的关于《中国诗的出路》的讲话中又讲道:“我看中国诗歌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6]这个讲话中说到“结果产生一个新诗”,这应该也是至他后来命名的“新体诗歌”。
“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17]很明显,这里说的“真正新诗”,就是指“新体诗歌”。
二、  肯定格律诗词创作
毛泽东酷爱中国古典诗词。我们在中南海参观毛泽东书房,可以看到他在去世以后由专业工作人员汇集而成的一份毛泽东圈画批注过的长长的诗词目录。其中包括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诗词曲赋总计为1590首,诗人429位。至于他读过而散失在各地的诗词和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诗词,还没有包括在内[18]。尽管这份诗词目录仅仅是毛泽东所读的诗词的一部分,但是,通过这个目录,人们仍然可以从中受到教益,得到精神的启迪。他少年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就对中国古典诗词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熟读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及《韩昌黎文集》、《昭明文选》、《离骚》、《九歌》、唐诗、宋词等。臧克家在《毛泽东同志与诗》一文中写道:毛泽东在“1925年就写出《泌园春• 长沙》这样非凡的词章来,可能在这之前他就和诗词结缘了,否则像《长沙》这样成熟的作品,不会是一蹴而就的。”[19]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格律诗词的肯定,屡见于他的书信和谈话,最全面、语气最坚定的是他对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白说出来的,他说:“那是(指《给臧克家等》信中所说,笔者注)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句,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20]
毛泽东不仅酷爱中国古典诗词,阅读背诵古典诗词,点评圈阅古典诗词,而且创作中国古典诗词经典样式——格律诗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选编的67首中,就有65首格律诗词。1957年,《毛泽东诗词十七首》的发表,给中国诗坛以巨大的震荡。格律诗词的创作,逐步被媒体所接受;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柳亚子、郭沫若、赵朴初等一大批文豪格律诗词的发表,把当代革命诗词创作推向高潮;更为可喜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格律诗词的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三、  倡导新诗不断发展
中国古代诗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千锤百炼,形成了一套完美、精致的艺术审美格式,尤其是格律诗词,把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美,推向一个极致。这在一方面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艺术美;另一方面因为其严谨的格律,又如枷锁一般束缚人们的创作思维,成为民族性新诗发展的阻力。
毛泽东历来十分关注新诗,尽管他不喜欢读新诗。但他不囿于个人的审美爱好,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并且“新诗的成绩不可低估”。[21]从一个饱受中国诗词歌赋熏陶,对古典诗歌情有独钟,并以旧体诗词形式创作了许多意境宏美、意蕴丰厚的佳作的诗人的视角,以他对于新诗形式问题独具慧眼的思考,毫无疑问,将对新诗的发展具有战略层面的指导意义。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柏谈诗,明确指出:“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传统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致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22] “ “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现在的“新诗太散漫(“太自由化”),记不住,应该精炼,大致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他还说:“《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个拍子,这是时代的需要。”“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实难事。一种新形式经过实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23]
从毛泽东的书信及他同诗友们的交谈看,他读过一些新诗,他的许多意见是切近事理,有感而发的。就他所读新诗而言,1938年柯仲平的长篇自由诗《边区自卫军》,他看过,并把它推荐给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在该刊第41. 42期刊发)。他的同窗萧三的诗他也读过,并给萧写信:“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此外,受《讲话》影响并经他指点,艾青深入群众写枣园劳动模范吴满有的长诗《吴满有》,曾在1943年3月9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整版刊出,他不会不看。
建国后他看的新诗可能不多。但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等的新诗多少读过一些。袁水柏用自由体写的讽刺诗《摇头》,他看后称“写得好,你应该多写些”。[24]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他也看过。在武汉与梅白(湖北省委副秘书长)谈新诗时,他称郭“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并说“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以前我总觉得新诗不好,前天在这里游泳,竟然听到有人背诵郭小川的‘我号召……’这个小朋友,他竟敢说‘我号召’ ! 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自己说过‘我号召’”。[25]毛泽东在读过一些新诗后,他对新诗的散慢,太自由化,是不满意的。在他看来,新诗还没有成形,没有民族形式,散文化,不精炼,缺少韵律,与民族诗歌传统和读者欣赏习惯相左。所以他曾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谈新诗时和1959年夏同梅白谈郭小川诗时,先后两次不无风趣地说:“我不看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也不看”。建立新诗形式,他认为起码应注意三点: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族的基础上发展新诗。
十分有趣的是,毛泽东的新诗形式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观点颇为相近。1934年鲁迅致《新诗歌》编者窦隐夫信说:“新诗首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使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出来;唱不出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26]两位伟人的观点虽各有侧重,但相同处是,新诗形式要达到顺耳、顺口、顺心的目的,就必须有节调、押相近的韵。毛泽东在古典诗歌和民族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就是就其有节调、押相近韵且精炼整齐而说的。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致陈毅》信中又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27]
1965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与梅白谈诗时又强调指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他还说:“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就我的兴趣说,则偏爱格律诗……我不喜欢新诗,也不反对人家写新诗。豆腐炒青菜,各人心里爱嘛!”“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格律诗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至于新诗,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欢嘛!”“新诗的作者,要学习格律诗的储蓄、凝炼……格律诗要学习民族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28]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场合,先后多次与不同的人,通过书信、谈诗和讲话,对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从中我们可以得出毛泽东的新诗观:
(一)从各种诗体的比例看:以新体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二)从个人爱好角度看:偏爱旧体,但关注新诗;(三)从基本形式看:希望新诗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
四、  提出新体诗歌设想
毛泽东在1965年7月《致陈毅》信中给中国诗歌将来发展的形式,确定了一个名称:“新体诗歌”。在这之前,他只是设想将来诗歌发展的方向。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发表的关于《中国诗的出路》的讲话中又讲道:“我看中国诗歌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29]这里,对新诗发展方向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强调:“中国诗歌应该是民歌与古典诗歌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30]总之,“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传统;一方面要顺应时代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毛泽东还举例说,“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字四个拍子,这就是时代的需要。”“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毛泽东1958年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诗歌主张发表后,得到了郭沫若、周扬、茅盾等许多诗人、作家的同意和响应,当时许多文学评论家和诗人都写了不少文章论述这一主张,指明了中国新诗发展的正确道路,有的甚至说这是新诗发展的唯一道路。
毛泽东在规划新诗发展方向的同时,还对诗体形式密切相关的音韵、词律等问题,作了阐述。他说:“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与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他提议“可以搞一本‘新诗韵’——专为写新诗用韵较宽的韵书。”[31]这个提议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编辑出版了《诗韵新编》。现在有人提倡写旧体诗词用新韵,这应该也是旧体诗词改革发展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是必走之路。毛泽东除音韵外,还钻研词律。藏书中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一部是清版木刻,一部是石印本。两部书都有他不少圈记。这部词律全书备列各词各休,辨正了流传中的各种谬误,收集的资料比较全,仅词牌名就有660多种,各种词牌还有多种不同的体,附有著名词人的作品为例证,注有音韵平仄。毛泽东对其中70多种词牌,80多首词加了圈画。
毛泽东的诗歌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思路,十分强调继承传统诗词艺术的重要性。毛泽东当年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十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五十年过去了,新诗仍未成型,仍在十字路口上徘徊,未闯出明确的新路。
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为新体诗歌的发展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新诗的改革应该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或“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32]他说:“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33]毛泽东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对古代诗歌发展规律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给新诗创作谋划了一个大致的规范:“新诗应当精练,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1957年1月14日,他在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谈话时,又提出了新诗的内在形式结构问题,他还主张“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第二,新诗应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去获得自己的发展;第三,形式是民歌的,或“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艺术内容则该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的。实际上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诗尽管目前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新体诗歌应有“一套”或“一个”为人们喜闻乐见、广为接受的“主要形式”;这种新体诗歌尽管不同于民歌和古典诗歌,但它不应忘却从民歌和古典诗歌中去吸取好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去发展创新;新体诗个应主要从民歌去吸取材料与形式,又不可太现实主义,而应结合浪漫主义。这些对新诗的发展无疑起着极强的指导作用。
   
五、重视形式内容统一
如果说毛泽东格外关注诗歌的体裁、样式或诗体的话,他还特别重视诗词的内容。就毛泽东诗词诗词本身的创作来说,就是富有时代精神的内容与富有诗美特质的形式的完美统一,为新诗的创作树立了榜样;他关于诗的表现形式方面的诗学主张源于自己的创作实践,指引着新诗的发展道路。
对于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经过多年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牢固的观点。他认为:“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了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34]这段话勾勒了旧体诗演变的过程。形式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形成的,形式又是为内容服务的。老瓶装新酒,旧的形式可以容纳新的时代内容。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和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发展历史。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35]毛泽东在这里十分强调文艺的民族性问题。每一个民族的文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古老的中华民族更是这样。表现形式愈有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这样的作品才愈有世界意义。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诗林中矗立的一株参天大树,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充溢着一种恢宏博大,奇姿纵肆的激情与张力,成为诗坛上一曲品格与个性强烈,画面与色彩斑斓的绝唱。从体裁形式上说,基本上都使用了传统的古典的格律,但从内容实质上说则属现代范畴,它是用“旧体”写的“新诗”,用“古典形式”写的“现代诗歌”,因而我们可以称其为现代诗词,是开放在现代诗坛百花园中的花朵,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异卉奇葩,它是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形式、中国气派,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典型的新体诗特征。
旧诗有各种体裁形式。毛泽东强调诗人选择诗体,要发挥自己的优越性,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长处来考虑。一个诗人有自己擅长的诗体,也有自己不擅长的诗体。他举例说:“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他一首也不写。”“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 [36]   
从毛泽东诗词的表现形式上看,在诗词的声律和韵律的运用上,毛泽东对旧有的诗词格律是基本遵从的,他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37]但他并不为旧体所束缚。对于旧体格律,如字数、句数、对仗、粘对、押韵和平仄的规定,他虽然一例遵从,而当与表情达意发生牴牾时,则毅然变更其形式而服从内容的需要。如在押韵方面,毛泽东并不像有些当代诗家严格遵照平水韵、词韵等古韵,而是结合实际情况,在诗作中,尤其在词中的用韵,放得比较宽,平水韵、词韵、十三辙、今韵、以至某些方音,都有混用的情况。特别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上下片的韵脚不同韵,但毛泽东认为选择其他同韵的词已不能准确表达自己当时的情感,故特为注明:“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38]这首词并不因为不合词韵要求而“掉价”,反而成为千古绝唱。这个诗词现象,很值得研究,探索其原由何在,也许能发现新的诗律。在平仄的运用上,毛泽东除律诗和绝句比较严格外,对词中的平仄使用就放得较宽。据有的研究者对毛泽东正式发表的33首词的分析,发现全词平仄完全合谱的有17首,占51.5%;全词平仄基本合谱而有一至几字未拘平仄的共有16首,占48.5%。等等  但这不但无伤于词的艺术表达,反而未因辞害意而使全词通俗易懂,畅若行云。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现象。
就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而言,归根结底,形式是服务于内容的。倘若形式与内容发生了矛盾,肯定是形式让位于内容。所以,毛泽东在他创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按照《蝶恋花》词牌本应上下两阕同韵,即一个韵,而该词却在下阕有“舞、虎、雨”三字不同韵,这种超出词牌格律叶韵的情况,本是格律诗词创作的大忌,而毛泽东在自注中却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任之。”[39]应该是形式让位于内容的最好注脚。因此,毛泽东大力提倡“诗言志”、“诗意”、“诗兴”、“诗味”、“幻想”等等。
诗虽然不等于诗的形式,首先得有诗意的美,但形式毕竟不是不重要,倘若诗与散文无区别,人们就不会特意去创造诗了。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新诗应当精练,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 实际上,在“五四”运动后不久的20世纪30年代,鲁迅就提出“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40]这又从另一个侧面提出,新诗不仅要有诗意美,还要遵循一定的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论中关于诗体的论述,不仅在当时,而且对我们现在的中国诗歌发展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就诗体来说,他不仅希望“新体诗歌”出现,更是强调“新诗为主体”,也不禁止创作“格律诗词”。


[①]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②] 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③] 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④] 张贻玖《毛泽东读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⑤] 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⑥] 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⑦] 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⑧] 周正华阎钢《毛泽东诗话》,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⑨] 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⑩] 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11] 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12]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

[13]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

[14] 《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15] 朱蔚蕃《毛泽东同志为中华诗词做出的伟大贡献》,《东方红》2009年第二期。

[16] 朱蔚蕃《毛泽东同志为中华诗词做出的伟大贡献》,《东方红》2009年第二期。

[17]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9页。

[18] 张贻玖《毛泽东读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9] 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20] 刘汉民《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21]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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